「低俗」還是「通俗」？
近日，賈選凝女士對於電影《低俗喜劇》的評論惹起社會對「ADC藝評獎」公平性的猜度，並在網上激起漣漪效應，風頭的確一時無兩。就單純一篇文章而言，賈女士文章的選材角度獨特、文字運用技巧精煉，確屬上乘之作，畢竟文章評審從來沒有客觀標準。
不過，令人遺憾的是，該篇文章予人的不是一種催人自省、使人上進的鼓勵言辭，反而是挑戰香港獨有的本土文化和核心價值。
相信絕大多數的文化人都曾讀過魯迅的文章，魯迅的許多文章是內地十二年義務教育的必考內容，而這些文章往往以故事形式，加上通感的修辭手法，向讀者剖析舊中國民眾對於世事的麻木不仁，並借此為鑑，希望國民自省。賈女士在北京長大，自然深諳此理，但她反其道而為，大肆批評本土文化的代表作《低俗喜劇》，背後除了反應出一種從小成長在充溢溺愛的堡壘，無法忍受批評的心態外，實在缺乏一篇好文章應有的內涵，以及對社會發展的建設性意見。
回到《低俗喜劇》的討論，本片無可否認是以部分內地群眾的一種偏離社會主流道德底線的行為（社會學稱之為「Deviance」）去愉悅香港的受眾。但香港作為中西文化交融的平台，以一種西方黑色幽默的手法，抨擊某種社會現實的荒謬，將「黑色」與「幽默」相結合，以此減輕都市人日漸繃緊的情緒。
以「低俗」為題，說明本片不是一種大義凜然的、正經八百的說教式電影，亦從側面說明電影就單一「Deviance」的聯想發揮，虛構放大必然遠超實際情況，以「低俗」為題，本來就清晰定義了本片不是為了摸黑、誹謗某人某事，同時把影片地位置於現實之下。
其次，筆者深信，如果影片中的「Deviance」發生在其他民族身上，香港導演依舊能拍出讓人捧腹大笑的電影，因此可以解釋為本地受眾是對事不對人，又何以得出香港人會從中「污名化」所有內地人的結論？
與《低俗喜劇》比較，其實周星馳早在1994年拍攝了《國產凌凌漆》這一電影，其中一幕是周星馳以100元人民幣賄賂內地公安以逃脫槍決，對於當時中英談判後已決定回歸中國的香港而言，該電影映射內地的貪污文化遠比現在的《低俗喜劇》危險。
不過，二十年過去，周成為影視紅星，同時出任新一屆廣東省政協委員，而該片亦一直成為港產片經典。試想，若如賈女士所言，映射內地是港人一種精神勝利法，為何內地群眾會欣然接受二十年之久？為何周的影視成就獲得中央認可？而香港群眾亦不會以該片作為參考內地人道德的標準？
其實，今時今日，賈女士的思維居然倒退二十年之久，容不下些許批評，更似乎有點香港人必定妒忌、針對內地人的妄想表現，這實在令人遺憾。一個在香港接受教育，吸收認同本土文化的碩士生，借香港「言論自由」平台之便，反而批評言論過於自由，讀新聞及傳播專業的，卻反過來質疑媒體傳播的真實性。
其實，以「低俗」作為喜劇片的笑點，這是一種香港市民最接受的「通俗」的拍攝手法。因為「低俗」的文化，例如粗言穢語、情色遐想等，皆是大部分人最原始的天性。對影片的「敬意」，更應該是對導演反映真實情況的讚許，而不是硬性編造一個英雄或跟隨當權者意願來歌功頌德，然後要觀眾去讚美認同這一個虛構事物，從而提升所謂的審美水準。
其實，許多電影都有灰色地帶，並不是一定要墜入非黑即白的領域，演員在人性與道德中的艱難抉擇，再以一種真實的生活環境拍攝的電影，更能使人產生共鳴和反思。
更重要的是，這種電影能突破人們思維與禁忌的限制，破壞妄想者處於象牙塔而不自知的麻木，把一些不符合社會發展的東西展現在市民面前，在愉悅大眾的前提下，供市民監督與反省相關的國情。
大舜政策研究中心主席 何鍾泰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