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校長不是「政治和尚」
孫中山先生曾給政治下一個定義：政治就是眾人的事。這麼說來，大學是眾人的機構，又是為社會國家栽培人才的教育機構，作為大學校長，他不可能與政治隔絕，也不該與政治隔絕，否則便難以為公眾承擔辦好最高學府的責任。
大學作為公眾機構是個普通常識，它又是一個教育機構，也是普通常識，其本身與政治的關係是不難明白的。
首先就說，學術自由(Academic Freedom)本身就是一個政治哲學概念，怎麼才算自由，在何制度下才最能發揮人的自由，這在各家哲學思想上都有不同的見解。
近代兩個席捲全球的意識形態：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便代表了兩種不同的哲學思想，而且都被認為各有長處，而不是誰對誰非的問題。就算是老牌的美國資本主義，在其捍衛個人可以無限地追求與擁有私有財富之餘，亦利用各項財政及稅收等政策，適當調整社會的財富分配，以保障國民的基本生活及權益。
大學校長不可能與政治隔絕
英國作為老牌的「福利國家」，亦擬訂了許多照顧普羅大眾的福利計劃。這麼做的考慮是因為英國從其發展的歷史經驗中體會到，一旦普羅大眾都無法過一個合情合理的生活時，國家社會便會走向革命(如法國大革命) ，到時不但資本家會財產蕩然無存，連生命也會斷送，更遑論自由了。英國在目擊法國大革命的同時，也施行循序漸進的福利計劃，道理在此。
說到「學術」領域的自由，也是人類應享有的重大自由，目的在保障人有不斷追求學識的自由。正如資本家追求財富之自由令到社會財富不斷水漲船高，投放於社會福利的資源也可不斷充實。學術自由保障學界有不斷追求學識的自由，令到社會知識不斷發展，為社會進步提供動力。作為一個大學校長，維護學術自由這個政治工作不但責無旁貸，而且還要好好利用這個政治技巧，以化解各種利益衝突。
大學存在著的矛盾主要有下列幾方面。首先是大學資源與公眾資源分配的矛盾。眾所周知，作為大學校長，他的重大領導工作之一便是為大學發展尋求更多的資源，除了向私人募捐外，大學經費絕大部分來自政府撥款。一旦涉及納稅人的公帑，校長無可能不對公眾負責，這下子他的政治技巧該派上用場的地方，是如何使校內的資源分配做到更合理與更有成效。
平衡社會利益與學術自由
他的政治技巧高明與否，有賴於他的學術遠見與對社會發展需求的理解，並在大學體制所賦予他的領導職權下，去平衡各個院系的人事與發展的利益。這方面的政治技巧一旦欠奉，他就無可能戀棧其權位了。
對外，他必須面對公眾的質疑，向政府交代大學的財政開支是最合理及最有成效的安排，本港的「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所做的工作便給了大學校長一個很大的壓力。舉例來說，好幾年前科技大學的校長便被立法局質疑其資源濫用的問題。經此一役，便造成了今天有立法會議員出任校董的成規，目的是讓議員參與監督校政。
這就是大學的政治，大學校長有責任去平衡社會利益與學術自由，他豈能置身於政治之外？
其次，香港大學在港英統治時代，校長被委出任行政局成員的做法，這個工作本身就是政治。為什麼政府不害怕這會導致把政府權力帶進校園而破壞學術自由呢？當時合理的解釋是，大學是香港發展的重大動力之一，讓校長參與行政局的政府決策工作，有助促進大學和社會共生發展的雙贏局面。可見大學校長不是「政治和尚」，清規到不吃人間煙火。其出任行政局成員，問題不在於他入局或出局，而是要看他是否有政治技巧，扮演雙重角色來平衡大學與社會的利益。
再者，大學是社會最高學識的殿堂，在政黨政治無孔不入的世界，各國政客都想爭取大學教授與學生加入他們的政黨，作為大學校長，他的最大政治考驗是在維護個人參政的權利之餘，也有責任不要讓人濫用其學者或學生身份， 把公帑當私用。例如既是黨領袖又是教授的雙重身份，他不能在課室發展黨員，辦理入黨手續。
由上觀之，大學校長無政治，是天方夜譚。
大舜政策研究中心智囊 蔡錫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