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困局 還靠共識

化解困局 還靠共識

香港的社會氛圍和大家的關注點，真是瞬息萬變。政改一役傳奇地結束後，熊熊的政治熱火，好像一下子給倒了一盆冷水，突然熄滅了，不再是城中聚焦的熱議議題。當有些人還嚷着重啟政改五步曲、修改甚至放棄《基本法》，社會中仍掀不起多大漣漪！

香港主權回歸祖國18年了，1985至1990年間經由各階層、各行業、各黨派人士的不懈努力，積極草擬這大家稱之為「小憲法」的《基本法》，實際上保障了香港特別行政區可付諸實行鄧小平創新的「一國兩制」構思，讓特區實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變。那為何仍有人不接受這重要文獻呢？

筆者擔任5年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及數年港事顧問，期間出席無數會議、代表「89人」(「Group of 89」，當時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內89位工商專業界委員)出席政制辯論和各式各樣的研討會。記得那5年期間，大家都努力爭取權益和保障，包括新界居民、公務員、土地契約等。

1990年《基本法》頒布後，許多人都可能想到這次歷史性轉朝換代，將會是一件非常困難和複雜的事情，必須經過一定的時間和過程，才能令市民甚至官員的政治思維和觀念適應過來，認同新的主權國，接受「一國兩制」這個嶄新的管治概念，以至包容大量來港居住、旅遊或購物，但文化、生活習慣存有差異的內地人士。

曾經在一次立法會聽證會上，我向一位中學校長提問為什麼沒有為每月第一個上課天，以及回歸和國慶等重要日子安排升國旗、唱國歌？他草草回答：「沒有旗杆。」當我再問他為何不裝上旗杆時，他的回應竟是：「沒有空間裝旗杆！」

目前，我們正面對種種施政困難，行政立法關係無法改善，更莫說協調和合作。政府政策和建議均受到泛民不斷阻撓，甚或以「拉布」侍候！依賴《基本法》第74條的「行政主導」安排是否真的無法執行？政府提出的議案和條例草案在立法會是否愈來愈舉步維艱？民怨是否不斷增加而無法遏抑其趨勢？不斷的爭拗是否就沒完沒了而無從改善？建制派藉着在立法會人數佔優而拿下大多數委員會的正副主席位置，是否便可以令政府提出的議案順利通過呢？抑或結果只令議會內的爭拗趨向更為激烈呢？令立法會未來日子的效率更低、更令人難以忍受呢？

從1996年開始的臨時立法會至第四屆立法會的16年光陰，亦即是筆者自香港大學畢業後直到現在的三分之一工作生涯，在立法會當議員時我是全職性質的，期間只擔任一些公職和義務工作。經歷這些日子，我深深領悟到回歸前可能有一項事情未處理好，我們沒有周詳考慮、討論和尋找一個回歸後妥善可行的「管治策略」，亦沒有訂下中長期的願景，讓大家清楚知道香港長遠發展的方向。

現時面對的政治死胡同，我不斷在想，為什麼「一國兩制」下的特區行政長官不可能有政黨背景？現在是不是要着手研究應否有《政黨法》，《政黨法》是否對香港的政制發展有利，好讓政黨健康地發展起來？現時政府在立法會沒有票，官員「求票」更是痛苦的歷程，因此往往令官員甚至對一些必須與適時的改革方案卻步，不願意推出來。

至於反對派講話沒有包袱，毋須負任何責任，那是不合理、不合邏輯的。反對派存在的價值就是有建設性，有效地監察政府，讓市民理解政府政策不妥善之處而共同施加壓力，要求政府改善或糾正。現實的環境是，政府施政建議在立法會得到通過的機會難以估計，例如政府提出成立創新及科技局，相信許多市民都認為有迫切性，對年輕人的創意產業的大方向更是重要。

面對香港的工業亟須轉型，「一帶一路」可能帶來無限契機，應好好準備。創新及科技局的成立，社會普遍支持，可惜被立法會少數議員以「拉布」阻撓不前，糾纏不放，實在令人沮喪；就算許多重要的基建項目和社會民生的議題都被拖累到嚴重延誤，甚至通過無期。這是香港之福嗎？

政黨政治要是能夠逐漸循正軌發展起來，普選特首和普選立法會將會較容易實現，只要找到大多數市民的共識和認同的具體內容，不可能不推行的國民教育和不可能不完成的第23條《國家安全條例》，將有機會得到廣泛支持。

大舜政策研究中心主席、前立法會議員及原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何鍾泰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