訂立《競爭法》刻不容緩
香港在英治年代奉行自由主義的管治哲學， 對市場競爭採行「放任政策」，政府的角色是管得愈少便愈好。
經歷一百五十多年，英國本土的「自由放任」政策因為不受干預，造成的社會貧富差距已惡化到侵害政治安定，政府於是進行有計劃有系統的「社會福利措施」。
可是「放任政策」一發不可收拾，整個西方國家均爭先恐後效法，觸發了惡化競爭。1914年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其中一個根源，正是因為各國抗拒他國進入本國市場，紛紛制訂「關稅壁壘」，令到市場受到擠壓，甚而窒息；一些國家便希望藉戰爭打敗對手，佔有其市場。這辦法最終導致兩敗俱傷，1918 年只好匆匆停戰。
「消費恐龍」 吞噬世界
在此之後，惡性競爭仍然有增無減，到1929年發生的世界性「經濟大蕭條」，市場徹底崩毀，連最基本的糧食市場也全面停頓。這一下，世界被迫非要修正自由主義與其「自由放任」政策不可，由美國總統羅斯褔領導改革的「新政」（New Deal）終於出爐。在此改革下，原來政府採行「最少干預」的原則，修改為「在適當的時候作出適當的干預」。
不過，自由市場的困境由政府全不干預走到適當干預，由壓低工資來提高利潤，到提高工資擴大市場的改革，是否已經出現困境？美國與歐洲的金融破產危機，是全民大消費的惡果。問題是，富國破產，卻要由經濟落後的窮國救援，這豈非本末倒置？
了解過世界大局後，現在倒過來看看香港的「自由主義」。這主義源自英美，英美已經有了連串改革，香港卻依然給佛利民（Milton Friedman）譽為「自由市場的最後堡壘」。乍聽起來，不禁令人飄飄然。
當全世界都正在罵「芝加哥經濟學派」的今天，認為自「新政」之後再把「自由主義」還魂的正是這門學派，它提倡盡一切能量擺脫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無孔不入地開發消費市場，終於把「消費恐龍」養大到為害世界。問題是，在全球「消費恐龍」再度絕後，香港仍能成為這恐龍的最後樂土嗎？ 答案其實毋須多言
。香港討論制訂《競爭法》已有多年，就是始終議而不決。自「雷曼兄弟」這家奉行市場競爭、不擇手段的投資銀行闖下大禍後，港人受其害者的人數位居亞太地區的首位，有超過四萬多名香港投資者購買二百億港元與「雷曼兄弟」有關的結構性金融產品而蒙受巨大損失。
立法瞄準 失序行業
這說明香港早已成為「經濟放任」之都，成為各行各業投機取巧的大本營；而普羅市民對「行業霸權」、「大財團」的印象也愈來愈差，甚至覺得政府偏向財閥利益。
歐美國家早已對此有所警惕，相繼制訂各款規範「競爭」的法律，例如美國著名的《反壟斷法》早於十九世紀末已開始一系列立法。雖然香港奉行自由貿易，但面對不斷增添的市場壟斷風險，以及由此伴隨而來的沸騰民怨，訂立《競爭法》實已刻不容緩。
制訂《競爭法》當務之急，須作針對性立法，找出市場競爭最失序的行業，訂出公平競爭應有的法則。過去長期以來，有目共賭的競爭失序行業，如超市壟斷、地產發展、金融投機、公共交通、飲食業集團化，以及眾多服務業的壟斷等等，都是由財雄勢大的集團「淘汰」同行，最後壟斷市場，對消費者予取予攜。
因此， 如果能針對性地訂立《競爭法》，限制業界不理性地牟取暴利的現象，雖未必能一下子徹底解決，但長遠而言，香港社會和市民將會因此而得到一個更公平合理的營商競爭環境，以及一個更有選擇、更有活力的多元消費市場。
周廷鍔 大舜政策研究中心智囊
大舜政策研究中心智囊 周廷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