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將儒家價值觀的復興當成「道德作秀」———從「孝」談起
「孝」的概念貫穿儒家思想系統，是其「禮樂制度」的核心。孔子將「孝」的精神從對祖先充滿神秘色彩的崇拜和敬畏中獨立出來，以人類情感的訴求為基礎，解釋倫理綱常的必要性，進而通過一系列的儀禮教化，增強家、國的凝聚力。胡適說：「華人區別於世界其他民族最大的不同，在於對孝的重視。」華商遍及全球的成功要訣跟「溫、良、恭、儉、讓」的儒家德育不無關係，而儒家「仁愛」的精神正是依靠「孝」的觀念實現世代的溝通，將瑰麗璀璨的華夏文明流衍至今。
有人認為儒家傳統禮教一定是既繁瑣又刻板，然而，漢代以後的學者，都贊同禮教的具體細節完全可以「與民變革」。
事實上，早在《禮記》中就有「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的說法，禮節不可乙太繁瑣，過於繁瑣會使人倦怠，會失去虔敬之心。歷代帝王在重視「以孝治天下」的同時，亦注意到「孝」的內容要順應時代變化，每每改朝換代之後，新的掌權者均會忖度時勢，以「注」、「疏」、「集」的形式頒布「新版」的《孝經》和其他儒家經典，甚至有一些帝王，如梁武帝蕭衍、晉元帝司馬睿、唐玄宗、清順治帝等等，都會躬親編寫，明太祖朱元璋更稱讚《孝經》是「孔子明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明會要》卷二十六）。「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傳統價值觀的代謝為文明的延續輸送養分。
儒家思想雖然在明清每況愈下，失去「自由和活力」，但依然支撐著龐大的帝國在隨後四五百年的時間裏挺過數次信仰危機，亦在槍炮轟鳴之中保住東方君子最後的尊嚴。不過，「新文化運動」對所謂的「舊道德」撻責過重，致其在近代不絕如縷。以「新儒家」自許的學者流離港、台，才使星火得以存續。情況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開始好轉，「法統爭奪者」台灣自不必說，「新儒家運動」在大陸也是方興未艾。然而狂熱之餘，亦有問題。
很多年前，內地就有關「學校以作業的方式促使孩子回家給父母洗腳『盡孝』」的報道，作為一種輔助德育的方式，這本無可厚非，但近期「給父母洗腳」的熱潮有愈演愈烈之勢。有些家長在網絡論壇上抱怨，孩子寒假眼看就要結束，突然要纏著給父母洗腳，洗完之後才發現有一張「假期作業確認單」需要家長簽字，其中包括「給父母洗腳十次」的內容，這才恍然大悟。又如內地媒體曾報道重慶某中學在重陽節組織三百多名學生給父母洗腳、按摩，並有專業老師指導。筆者通過照片，看著操場上整齊的腳盆和孩子劃一的動作，不禁唏噓。
如果非要通過上令下行的方式讓孩子體會「百善孝為先」的話，問題的癥結就在施教者身上。內地學者蒙曼曾評價此舉為「愚孝」，用詞不妥卻切中要害。組織各家兒媳於市井熱鬧之處給婆婆洗腳，是清政府對「孝道」的宣教手段；若兒媳回家之後依然對公婆不敬也無從得知，反正官員「作秀」的目的已經達到。
在這場「道德作秀」中，政府、觀眾、兒媳和婆婆已各取其所，何樂而不為！但人群散盡之後，只剩一地污水。當孩子追著給父母洗腳只是為了得到確認回條上的簽字時，這無疑也落入「道德作秀」的鄙習。我們在教育上若只肯敷衍應付，下一代便只學會了虛與委蛇。
受經濟高度自由的影響，港人的價值取向趨於多元化是正常現象，但這並不能成為民族認同感缺失的藉口。學者曾榮光抨擊港英時期的公民教育為「無政治」和「無民族」的「殖民地精英教育」。
「公民」身份的缺失，是香港教育面對的一大問題。去年教育局頒布「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由於部分教材內容飽受民眾爭議，有關當局為澄清「洗腦課程」的嫌疑，將選擇權力交予學校，擱置該項指引。如今這個議題已經冷卻，我們不妨更加客觀和理智地看待。
且看「培育品德」部分：傳承中華美德，包括仁、義、禮、智。在我看來，若能讓孩子清楚瞭解這些概念，便已達到德育的目的。子游曾經問孔子，什麼是「孝」，孔子回答道：「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有能養。不敬，何以別乎？」（《論語•為政》）子夏也來問孔子什麼是「孝」，孔子對曰：「色難」。（《論語•為政》）
人的孝行，如何區別於動物？孔子認為關鍵在於要有一顆「虔誠」的心，一顆「親、愛」的心。當你真心愛你的長輩時，自會體會到「孝」的涵義。這就是儒家所講的「仁愛」和「親親」，也是亙古不變的普世價值。這其中不需高超的教育技巧和巨額的財政投入，只需真誠和堅持。
香港切不可因循內地德育本末倒置的舊路，校方應在引導孩子認識傳統美德的同時，鼓勵家長參與其中，平時多花一些時間陪伴孩子，增加跟孩子交流溝通的機會，畢竟儒家所講的「孝道」，更多是家庭教育的結果，而家庭的關愛才是最好的品德課。
曾子談到行孝時，說：「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禮記•祭義》）最偉大的孝行是使父母得到天下的尊敬，其次是不至於辱沒父母的名聲，最次的只不過是奉養父母。相應的，如果施教者還停留在「逼迫孩子給父母洗腳來『盡孝』」的層面上，而父母也不願意親力親為將「孝道」付諸更廣泛的實踐教育，將來最好的回報也不過是「培養」出最次等的「孝子賢孫」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