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智庫带来新希望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香港早期成立的香港智庫組織大都專注政治發展，包括1991年的立法局舉行香港歷史上首次有地區直選，以及香港主權回歸中國過渡期，以及落實《基本法》「一國兩制」的一系列問題進行研究探討。
1997年主權移交中國後，愈來愈多不同群體的知識分子和專業人士成立民間智庫組織，各有不同的任務、使命和目標，包括推廣公民教育、提升民智、開展對政治、經濟和社會有關政策的研究，以促進香港特區在主權回歸後的發展。
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中策組），除了向行政長官、政務司司長和財政司司長提供意見外，还編寫每年的《施政報告》， 以及其他主要職能，亦負責從事政策研究，了解分析社情民意，鼓勵社會上對公共政策的討論和研究，並於2005年推出「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計劃），每年撥款港幣二千萬元，以推動公共政策研究。
為鼓勵和支持更多人士進行公共政策研究，計劃自2013-14年度起不再只限於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資助的八間院校的學者。本地非牟利智庫研究人員亦可申請，以更廣泛地在社會上建立公共政策研究的文化。計劃建議的研究範疇包括：一、 土地及房屋；二、 扶貧、安老/退休保障；三、 政制、管治；四、 體外經濟；五、 社會；六、經濟發展；七、 環境保護。
申請者亦可自行提出其他研究議題。中策組亦會不時按需要而邀請特定議題的申請。这种原意和安排都很合理和有前瞻性，惟有一點可能必須加以考慮，應對單靠機構自行尋找資源運作的非牟利智庫提供行政和間接成本和費用，因他們在這方面有別於八大政府資助的院校，從而讓民間智庫能在收支平衡的環境下參與。
本港現時有超過三十間民間智庫或政策研究機構，主要探討本港長遠競爭力、經濟發展和社會民生等重大課題；部份智庫亦透過相關政策研究及時事評論，剖析影響香港整體和長遠發展的主要因素及條件，或提出具策略及前瞻性的政策建議。大多數民間智庫都是非牟利性質組織，研究費用通常由企業資助，找不到贊助便無法進行甚至很有價值或迫切性的研究。
個別民間智庫精英雲集，其成員或智囊團成員除擁有其專業領域的豐富經驗外，當中有不少是前公私營機構之行政及策劃領導層和不少專業人士。他們努力適時發表不同範疇的專題剖析研究結論和時事評論，目標是通過各種形式的政策倡議，促進有利香港發展的討論。他們提出的建議應是十分寶貴，非常專業且具參考及採納價值。
但政府有關部門有否在制定相關政策時考慮或參考智庫提出的策略及政策建議？
或者讓我們参看現時各政策局，立法會或各政府部門的公眾諮詢，過程除邀請各界就其建議或草擬政策建議等提交意見書外，眾所周知，意見書或研究報告遞交後便石沉大海，音訊全無。
為達致廣納民間智庫的契機，並為推動及落實公眾參與制定公共優質政策邁進一步，大舜政策研究中心建議政府增設有效機制，以吸納香港智庫主動提交或通過不同渠道發表的研究成果和各種建議。有關部門應該積極考慮，具體回應。如有需要，可與智庫共同進一步探討或進一步研究，這是歐美常見的情況。
至於智庫組織，應該匯聚專業，以中肯持平、理性客觀的態度，為香港市民關注的議題，主動提交研究成果和建設性建議予相關政策局或政府部門，讓有關政策局或部門在制定政策時加以考慮。亦應透過大眾傳播媒介，適時發表不同範疇的專題剖析和時事評論，讓市民有機會接觸多角度的資訊，增進他們在各範疇的知識，提升民智。
正因為這樣，其獨立性和公信力是非常重要的。與此同時，每一個民間智庫都需要資金去運作，接受各公營和私營機構或私人資助並無不妥。問題亦不在於資金來源，問題只是在於透明度
。
資金來源和目的可以左右個別智庫的運作，資金也可能代表智庫向誰交代或受那些機構影響。缺乏透明度或令社會大眾猜疑智庫隱藏的議程和立場，從而質疑其研究結論、剖析或時事評論的獨立性、公正性與完整性。可破壞社會大眾對智庫組織的信任和尊重。為避免實際的、潛在的或明顯的利益衝突，智庫組織有需要公開其主要資金來源及提高其財務透明度，以確立其公信力。
同樣地，社會亦會期望和積極鼓勵各界企業以「企業社會責任」精神，捐助透明度高而立場中立、議事持平和專業的智庫組織，讓智庫組織健康地成長發展，發揮它們應有的角色，給予政府多元化的專業意見和建議，提升市民的知識水平。政府亦如歐美先進國家般，在釐訂政府政策前，都會參考這些有公信力的智庫所提供的資料，不再漠視這香港潛在的巨大資產。
大舜政策研究中心主席 何鍾泰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