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勾地制度」切合時宜
自從新一屆政府開始施政，社會各種問題慢慢浮現，總結最主要的原因是貧富差距。在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前，市民享受經濟繁榮的碩果，心思放在如何賺錢之上，所得收益亦可以滿足基本生活所需，自然無暇評論政府施政；當金融危機過後，政府一方面希望催谷樓價，從而使樓價代替股票成為庫房收入的主要來源，另一方面也希望在不同領域滿足市民需求，減少民怨，範圍包括民主、政制、環保等。
無奈的是，以往最賺錢的兩個行業金融和地產，前者市民膽怯，不敢輕易入市，後者由地產商把持，市民無法入市，直接後果是樓市升溫帶動消費水平提高，加劇通脹，市民成為唯一受害者。
當市民連最基本的生活都得不到保障，自然出來遊行示威，表達對政府的不滿。現在，政府看清實況，急忙放棄勾地制度，試圖穩定樓價，從而穩定民心。
勾地機制於1999年亞洲金融風暴後推出，把土地供應的決定權交予發展商，讓發展商自行決定市場需求，對於當時暴跌的樓價，這招是可行，且是必須。
不過，十四年間，樓價有增有減，政府不但忠言逆耳，反而停止賣地，並且一直不願意取消勾地制度，直接後果是地產商自行囤地，再降低流通的房屋數量；物以罕為貴，樓價如火箭般上升，就算香港於2003年受到沙士疫症和金融風暴衝擊，樓市出現短暫性下滑，但很快又重踏上升軌迹。
本來勾地機制只為解決金融危機造成的樓市危機，但根據過往經驗，金融危機通常只持續二至三年，金融市場周期亦往往在大約十年間可以經歷最高和最低點，並遵循周期性的變化；勾地機制一日不取消，樓市只會有升無跌。兩者變化周期完全不同，亦沒相似之處，或者當時政府只是為了把調控市場的責任推諉到地產商身上，自己可免負上破壞自由市場的惡名。
取消勾地機制的行為恰恰反映政府的後知後覺。一般而言，房屋從買地興建至落成，快則四五年，慢則七八年，現在政府在樓價處於高峰時才願意出手，只能被外界認為是受到群眾壓力，而不是政府經過詳細研究出來的長遠政策。
今年初取消勾地，改為政府主導，理想而言，至2017年底能推出大批土地，此時期與梁振英於《施政報告》中所提到房屋推出的日期不謀而合，只要任何一招奏效，似乎都能為下屆特首選舉增加不少籌碼。同時，如果政府能先知先覺，在樓市尚未瘋狂時就取消勾地制度，並配合土地以賣地方式推出，遏制樓市上升，這比推出長遠的房屋目標更能獲得市民認可。
筆者認為，取消程序緩慢而又令政府處於被動的勾地制度，固然是政府必須走出的第一步；第二步是政府應該提早公布賣地時間表，以及提供不同種類、位置和大小的地皮，主要的目的是吸引不同規模而有充足時間準備的地產商參與，盡快提高土地供應。
先為土地做好分類，將來也可在「流拍」或「流標」的情況下，盡快把這些土地用作興建公共房屋的用途，提高使用效率。
此外，政府必須改變強徵土地的政策，認真考慮與擁有大量農地的新界居民和地產商合作開發，實現「多贏」。最重要的一點是，無論將來有多少土地釋出，規劃局都應先做好人口比例規劃，讓每個社區的交通、相關配套和社區設施能跟上房屋發展的步伐，不然每個新社區只會再走天水圍的舊路。
政府如想未來施政如自己期望般一馬平川，必須做好長遠規劃，別重蹈勾地制度的覆轍！
大舜政策研究中心主席 何鍾泰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