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救歐美 不如投資亞非拉美
自2008年由美國資產泡沫爆破引發的金融海嘯以來，接着輪到2011年的歐洲債務危機。前者大銀行和大企業紛紛陷入困境，有如四面楚歌，但是它們大到不能讓其倒閉，因此想到只有救銀行的辦法以拖待變，由銀行向政府借貸，以此彰顯銀行有國家撐住，做銀行的信用保障者。
此做法普行於世，即使香港過去有本地註冊的銀行受到擠提的衝擊而危在旦夕，也因政府接管的姿態而穩住市民對它們的信心。可是今次不同的是，美國政府並沒有接管銀行，而是借貸給銀行。前者目的是通過接管而趁機改革弊端，後者不接管也就不能對銀行的弊端有所作為。一旦銀行陋習改不了，政府的借貸作用也只能是給人信心，虛而不實。
至於美國金融問題的根源，則是不能也不敢尋根究底，因為要追問下去，最終會觸動美國的意識形態——「自由主義」這個罪魁禍首。這是數百年累積而來的問題，一直強調「自由放任」的市場競爭，放任過了頭，變成惡性競爭，導致市場崩於一旦的1929「經濟大蕭條」，這時才有美國總統羅斯福的一套「新政」（New Deal），即政府一改之前的不干預，轉為適當的時候，由政府作出適當的干預。同時想到用凱恩斯的經濟理論，通過不斷增加工人的收入來加大市場的「肚量」。
也就是因為政府不斷調整經濟和金融政策，做到了市場的功效與所謂經濟增長的景象。這當中種下了今天的禍根，便是因為美國全民大消費，吃完了儲蓄，吃借貸，國內借貸被掏空，便趕緊發國債、印銀紙，向外國套現救急。如果美國這種「無限消費」無法改變，買了美國國債的外國資金最終也難逃被「吃空」。因此，所謂美國根本的問題，一言以蔽之，就是全民大消費的惡習問題。
2008年美國金融海嘯，現在又在歐洲引爆，正如美國情況，希臘、葡萄牙、愛爾蘭、西班牙、意大利等一個接一個，都幾近全民破產，非要等待救援不可。美國以救銀行來處變，歐盟則以救「受災國」來應對。銀行不能倒，國家更不能倒。
但是歐洲是資本主義的始創地，凱恩斯理論的至愛者，全民無限消費的大本營。問題是，歐美國家一日不改消費經濟的惡習，以前有殖民地的廣大幅員可供巧取豪奪，現在則有新崛起經濟體（如中國）可提供借貸。但這種日子終會有一個盡頭，歷史從來印證了一個事實：「問題製造者」往往無法自拔而變成「被改革者」。
表面看來，美歐勢力掌控了這世界幾百年，其實力堅固難破。但是，若以「消費惡習」的理論角度來看，當國民收入與消費不對稱情況下，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實際已被空洞化，再堅實的外表也不過是失落帝國的皇曆，不堪翻看。
然則有什麼良策可以應對這種局面？有個辦法或許可以作考慮。
身為有實力的貸款資金提供者，中國最好也能對這種情況作出「宏觀調控」。從宏觀來省視，對歐美的借貸不能無止境，表面看來中國對歐美的借貸屬於「助人助己」，幫到他們渡過財經危機，恢復市場運作，依賴出口歐美的中國國內工業也就可無災無難。但是，只要歐美的狂消費惡習不改，中國借錢給他們，不管經濟學有什麼理論，說到底，不過是他們借我們的錢去繼續消費。與其如此，中國何不借錢給自己國民去消費？
但這一套擴大國內消費的辦法，並非經濟上策，亦非長久之道。因為不斷鼓勵全民消費的結果，只會重蹈歐美的覆轍。與其如此，北京不如把準備購買歐美國債的巨額儲備，當作免息或低息貸款給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其中應優先考慮的是亞洲的東南亞，其次是非洲諸國，然後是拉美各國。
就以東南亞為例，到目前為止，中國與東南亞的雙邊貿易為中國創造了不少盈餘，雙邊投資貿易總值已成中國全球三大經貿夥伴之一，若能稍加力度，很有可能「趕美超歐」。而且，歐美的政經風險波濤洶湧，極之不穩，美國不斷借貸可又不斷展開軍事部署包圍中國；歐洲也好不了多少，要求中國幫助歐四區渡過債務危機時就好話說盡，到中國要求承認完全市場經濟地位時卻又絕不鬆口。
反之，若向東南亞投下上萬億美元的信貸和投資，中國可得到的政治和經濟回報，當可更大。這裏已有華人超過二千萬，累積了幾個世代在此經商設廠的經驗，在在證明華人在此可造就良好發展關係。若中國在此作出更多的雙贏開發計劃，不但可以睦鄰，更可帶動東南亞經濟加速發展。國際政治歸根究底都要講實力和實利，缺一不可。只要建構了中國和東盟的共同利益，到時哪怕美國繼續散播中國威脅論，現實勝於雄辯，謠言當可不攻自破矣。
至於非洲與拉丁美洲豐富的天然和經濟資源，與中國有着很大的互補性。北京若也能投下萬億資金，以農業發展造福民生為主導思想，亞非拉三大洲一旦農業興起，再輔以農業工業化（以農產品加工出口與內銷為主導），全球化由中國扮演一個嶄新的資金提供者、就地開發內需與外銷為主的角色，從而改變歐美那種以消費養經濟的發展模式。
這樣的全球化才是健康的、可持續增長的，而中國現有的巨額外滙儲備對全球化的貢獻，才更具現實政治經濟意義，也才更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
大舜政策研究中心主席、立法會議員 何鍾泰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