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遊行人數是政治力學
有關今年「七一」遊行的確實參與人數，人言人殊，主辦者民陣聲稱有四十萬人；警方的統計以維園出發人數為準有五萬五千人，到街上最高峰的人數也只有六萬三千人；香港大學統計學者主持的計算在七萬至九萬人之間；由鍾庭耀主持的計算，人數也只有九萬八千至十一萬二千人之間。由這些數字來看，可見相差甚大。
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說起來也是挺有意思的。各方的統計有出入，舉世皆然，主辦者與警方的統計出現大差距，一點也不奇怪。主辦者想盡辦法動員群眾參與，愈多愈好，更多人便會有更大的衝擊政府的效果，完全可以理解，他們的計算會膨脹，也是慣見的現象。反之，警方站在政府的立場，計算會保守一點，也是慣見的事，因為這樣可以為政府紓減壓力。
然則誰的統計最接近事實？
也正是因為想取得一個客觀而科學的計算方法，令到有些大學機構便自告奮勇，冒着罵名的風險，自願出來擔任計算工作，這方面港大鍾庭耀主持的民調中心做得最勤，也做得最久。長久以來，因為泛民經常委託該中心做民調，還因此遭人指摘不夠客觀，有偏向民主派之嫌。
儘管如此，鍾這次「七一」的計算和主辦者的數字相差高達四倍，另一個統計學者的統計與鍾的相近。憑過去經驗看，兩位學者的算法及其結果，理應得到尊重和禮待才是，不料卻引來不少罵聲，有人更指鍾的人格有問題，說他一世英名毀於這一夕。
這反映有人的主觀願望是，多麼想梁振英甫上台便立刻下台，如果四十萬人「縮水」至區區的八至十萬人，與五十萬人足可推倒一個特首的過程紀錄，相差太遠。若是四十萬人和五十萬人也不過一步之差，下一步要發動五十萬人就指日可待了。
如此一盤算，該罵的也只有鍾庭耀了，因為連「親泛民」的鍾氏也計出不過十萬人，其可信度高，便相對把主辦者的可信度壓低，怎會不讓想扳倒梁的主觀願望者感到憤然呢！
遊行人數的多少於今屆的情況來計，確也有值得爭拗的地方。一般採用定點人流的計算方法，一旦出現人流阻塞不通、人流太緩慢，計算方法便會搞亂。今屆的人流確有出現阻礙不通的情況。
更讓計算無所適從的是，一些有意加入遊行的人不在集中地的範圍集合，改為沿途自由插隊，一旦碰上阻塞，便更難判別誰是遊行人士或逛街人士；尤其是今屆因人流阻塞，後面的人不耐熱浪而衝破原定的路線，佔用了另一條路線，迫使整條大路東面行車方向被截斷而大塞車，原本在兩邊街道的行人在人塞車塞情況下，寸步難行，也就出現行人與遊行人士「混為一體」的景象。
平日的銅鑼灣和灣仔的兩邊大街任何繁忙時間都會出現人潮洶湧的現象，這時遊行人士與行人混在一起，如何計算誰是行人？誰是遊行人？這時的媒體拍下來的畫面到處人山人海自不必說，因此而算作四十萬人示威，便有「魚目混珠」、騎劫行人之嫌。
除了人數統計算方法出了亂子之外，今屆遊行也採用眾多議題發動群眾參與，「平反六四」、「為李旺陽申冤」，各種民生訴求，「七一」遊行為民主的「招牌菜」，反僭建、反梁等等。主辦者志在發動群眾而想出各種議題把不滿的人流滙合一起，以壯大示威的政治效果，是眾人皆知的事實。
也正是因為「人多好辦事」，為了自己的訴求壯大聲勢，也是人之常情。於是有心人各說各話的情況也就一轟而上。想「平反六四」者高談四十萬人要平反者有之，想為「李旺陽申寃」而高談四十萬人同聲一哭者有之，為民生訴求而上街者自也會說「吾道不孤」，想為中國人權申訴者見此人潮而喜出望外，不在話下，不滿梁振英上台而高呼四十萬人反對，也會言之鑿鑿。
然則這種說法算不算客觀？那就要看各人的主觀願望了，反正參與遊行者各有所求，也就會各取所需，你需要四十萬人挺你要求倒梁，把它算作你的群眾，又有誰出來說不？
政治的角力在於你有你的施壓，把人群聚集為一點的威力是政治的力學；反之，被施壓的對象會不會受壓，也有其中一定的減壓處方。最後角力雙方的唯一出路，就是把人流作如何分合，能把人流疏導為零者是當政者的當務之急，反之，把人流從各方滙合而不斷高漲，則是搞群眾運動的不二法門。
明乎此，群眾遊行的政治遊戲，也就一目了然矣！
何鍾泰為註冊結構工程師。曾任臨時立法會議員，回歸後循功能界別（工程界）當選立法會議員至今；現為大舜政策研究中心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