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科研須告別象牙塔窠臼
香港的大學教育源於港英殖民地時代，正如英國其他殖民地一樣，她們辦大學的目的主要是為殖民地培養官員，即使英國本土，當政治仍在貴族掌權下，也只許政府辦大學；兩所最早的大學如劍橋和牛津，也是為培養官員而設。
後來，隨着政治向平民開放，倫敦大學也應運而生，所設課程也開始多樣化，科學課程也因應工業發展的需求而來。當時因為有違皇家傳統辦學方針，倫大還稱為「紅磚大學」，有別於古式的石砌大學。
同樣，當美國仍是英殖民地統治時，所辦的大學有哈佛和耶魯，類同牛津和劍橋；後來新教徒知識界以學術革命的姿態創辦普林斯頓大學，物理學為其攻關的學科，繼承文藝復興的科學探索，以拒絕神權皇權的迷信。
這是英美十八、十九世紀的事，後來英美跟隨思想開放的步伐，大學教育全面走向科技、法律、各種專業、工程、醫學等學術發展，已成為例牌。
作為英殖民地的香港，大學的發展表面看來，已從殖民地教育脫胎換骨，英美大學一般開設的課程如科學、人文、社會、工程、法律、醫學、電機、金融、商科，可說一應俱全；可是如果深入體會，便會發覺「形似實非」。形似也者，指的是目前香港幾所大學所設課程橫跨各個學院，作為大學標準規模，人有我有，論形，無異也，但說到實體卻就有差別了。
說到大學的實體，要通過教與學去充實。教者的充實工作，不能只是傳授書本上的他人學識，還要站在前人學識的頭上再創高峰，即有自己的學識創新；如果教者做不到這點，或做得不夠，只跟從其他學者也就只能是盲人騎瞎象，走不出學識的新方向，只能在原地踏步。
觀察香港的大學，儘管九七主權回歸前十年，在原有港大和中大的基礎上，快馬加鞭把其他私立或公立學院提升為政府認可學位的大學，以量論，確是大學多了幾所，人數也多了好幾倍。可是在這眾多大學的實體學術建樹，仍然擺脫不了殖民地時代的桎梏，教者依然只有書本資料的資源，沒法由課室之外落實到各學科的「田園」（Field）去吸收原始學識養分，具體例子，俯拾皆是。
就以科技領域來觀察，打上旗號來推動科技學識的大學有科技大學和理工大學，可是大學與科技工業界無法互補而動，是有目共睹的事實。本港有不少科技學系的學者，他們除了忙於教學外，研究工作自理，很多學者因為害怕自己研究成果無法寫成論文發表，而擔心不能續約保住教席或升級。
而統籌大學資源分配的「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GC）也只用單元式的指標去評估學者，即以發表學術論文於國際認可的學術刊物為準，作為該學者所屬科系的撥款資源的根據。如學者沒法在相關學術刊物發表論著，便會失去個人應得的研究經費津貼，遑論升級和教席了。
政府通過UGC單元式地只看大學學者有無論文刊發，而不計算科技學者有無參與科技企業界的研發（R&D）工作和成果，結果，學者便只能囿於大學標準的實驗室去做其教學和論文工作。教師如此境遇，學生的四年功課，也只能是跟着老師在課室和實驗室度過，無法參與老師到企業界去跟着打拚。
據觀察所得，自回歸前後的二十多年來，大學生仍舊因循殖民地時代的「版本」，拿到學位後才開始找工作，他和學位才開始去適應企業界這個陌生的場景。其實，如果大學老師早已與科技企業界有良好的研發互動關係，他們學生的履歷表上也早已能列出亮麗的研發經驗記錄了。
也正是因為大學科技教育無法在政府政策規劃下，參與科技企業界做研發工作，因此本港工業仍沒法走出殖民地時代的命運。97年前幾乎所有香港的工業機器都是舶來品，缺乏本地自主的技術和創新力。其後中國內地開放製造業，而且能提供更廉價的廠房和勞工，香港工業也要被迫遷廠到內陸或其他國家，或是關閉。
這期間雖然香港也企圖發展自己的創新科技工業，開闢了吐露港兩岸的科技園和工業區，港島也大張旗鼓，搞了一個數碼港，另加生產力促進局、創新中心等等。可是二十年下來，卻不見有什麼成績能把香港自己的創新科技工業建立起來。
科技園和創新中心研發者的最大困境，是與本港大學無法建立互動的科研夥伴關係，既不能利用大學教研的師生和設備，以加強他們研發的能力，又得不到本港金融界的投資，造成資金、人才、產品研發三方無法配套；再加上政府延續殖民地時代的「不干預政策」，讓許多有志獻身科技研發者和創業者，往往在關鍵的創業萌芽階段，便已沒法逃出困境。
科技領域如此，醫學領域也如此。九七回歸後的首屆特區政府，曾提出要把香港打造成「中藥港」，中文大學還因此創立中草藥研究所，並配以中醫學院，其他如港大、浸大等也都效法。但是政府拋出計劃之後，卻沒有為此制定完整的配套措施和規劃，例如沒有中醫醫院、沒有中藥研發企業、沒有足夠中醫人才等等，最終成效如何，大家有目共睹。
比較新加坡，香港以貼近大陸的優勢，無論在資金、人才、市場等因素均遠勝新加坡，可是新加坡的做法是先引進世界先進醫療企業界的龍頭，三五成群與新加坡政府合作或合資做醫療研發工作，其大學醫學院和公立醫院也跟着配合，研發人員不夠，便大力從外國招聘。這前後才不過十多年工夫，今天新加坡的醫療研發成就，已脫穎而出，成為國家賺大錢的行業之一，也成為國際醫療界關注的新星。
中醫藥的研發前景和重要性，不言而喻，已與世界醫療研發滙流，新加坡在研發中國人的病歷醫療之餘，也深入中國內地與中國著名醫療企業界和中醫大學搞聯營合作，其進取精神和思路比香港有活力得多。
單從上述科技和醫療兩個領域的例子看到，本港大學科技一類的專業學科，必須走出殖民地那種自囿於象牙塔內做研究的窠臼，政府應擔負更積極的角色，主動在政策層面引導和鼓勵大學，把研究成果結合企業開發，為本港科技產業升級和人才培育，創造更有實效的環境和願景。在這方面，UGC對大學教員只一味死板要求以「刊登論文」作為撥款和升遷去留的唯一評核標準的做法，已不合時宜，是本港大學科研與產業合作的一道緊箍咒，是時候要作全面檢討了。
作者簡介：何鍾泰為註冊結構工程師。曾任臨時立法會議員，回歸後循功能界別（工程界）當選立法會議員至今；現為大舜政策研究中心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