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與文化
大舜文章 > 教育與文化 > 文化藝術
香港文化重整芻論
 
大舜政策研究中心主席、立法會議員 何鍾泰博士
中國評論新聞網   |   2012-05-19
 

下載

香港文化重整芻論

中評社香港5月19日電/香港大舜政策研究中心主席、立法會議員何鍾泰博士最近寫作“香港文化重整芻論”一文,談及香港“去英國化”的需要,以及如何重建自身文化等,內容如下:

(一)後殖民地的文化發展通例 

香港的文化議題,無論是守成或發展,都有必要來一次全盤的檢討,因為在港英時代,基於其後統治殖民地的需要,其文化政策有其一套價值觀去實踐他們所要達到的港人文化行為的塑造。而後港英時代,英國統治不再,原有的一套文化政策必須有所調整,是順理成章的事。 

觀察英國其他殖民地獨立建國後的文化改造工程,可以普遍見到一個現象:去英國化。而去英國化又可以分為“排他性”與“吸納性”。前者志在重建自己的民族認同,後者志在揚長補短。 

“排他性”的去英國化主要工作匯集在消除英殖民地對自己民族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宗教、語言教育的負面影響。所謂負面影響指的是:受到殖民地主義者長期統治後,民族失去自尊,失去自信,失去能力,失去民族認同而四分五裂。所有這些負面影響皆源自政治全盤西化,經濟畸形化,社會分化,文化矮化,宗教同化,語言英化,教育去人文化。據觀察所得,在亞洲區的英國殖民地幾乎都在這些方面,將英國對自己的負面影響加以排斥。這種實例可以從緬甸、馬來西亞、新加坡看到,其中緬甸的排斥強度大,可說全面做了去英國化的工作,馬來西亞次之。1963年,馬來西亞獨立後,立後政治馬來化,經濟工業化,社會多元化,文化本土化,宗教穆斯林化,語言巫文化,教育普遍化。而新加坡的去英國化則溫和得多,政治去英國化的特徵是非自由主義化,想盡辦法維持一黨獨大,公務員制度也被改造,實行常規公務員架構配以輔助性的公共機構。其經濟改造也很徹底,把原有的單元海港與商業經濟改為工業配以服務和金融相長,在企業國營化方面也大力推動,志在為國家賺取大量收入以充實國庫,紓緩城市貧富差距。社會在多元種族結構不變,但社區種族分化現象被建屋發展有系統地推動下,已消失無蹤。在雙語教育推動下,三大種族的巫、華、印度奉英文為共同語言,同時也把三族的母語列為官方語文。避免他們的母語被忘記,但強調他們要奉英文為工作語言。文化方面則因為英文地位被大大提高,西化通過英語教學與工作通用語的推動,不但未曾被削弱,反而有被強化的情況。宗教方面,殖民地時代西方宗教跟隨西方政權而盛行的情況,建國後本土宗教在尊重各族宗教信仰自由平等的政策下,得到了安定發展,宗教衝突的現象也告改善。教育方面,原有著重培養少數菁英以服務於政府機構的狹隘教育,被轉化為普通教育以開發民智為主,並大力推動大專教育發展以滿足各行各業的專門人材。這是後殖民地時代新加坡的顯著教育改革,成績卓著。 

談到了“排他性”的去英國化後,下面也來談“吸納性”的後殖民地現象。很容易可以理解到,經過了數以百年以上,經過了好幾代人受過殖民地統治,有很多文化行為已經積重難返。在上述的一些英殖民地的經歷,可以看到一個共同現象,在政治,經濟,社會三大領域有很顯著文化吸納的情況。 

政治方面的文化吸納,主要體現在原有英國的政治價值觀之民主、自由、法治行為通過行政、立法和司法制度,都被肯定下來,因為三權分立的政制行之有年而強化了英國的政治價值觀,也因為這個價值觀而培養了這種文化人,然後再由這文化人守護著這政制。在此情況下,為了安定的考慮,便出現了對原有的英國政製作出了取長補短的吸納。上述三國都大致如此,即使緬甸長期有軍政府攬權,也很難擺脫英國政治價值觀的影響,其軍人統治被視為反常,回歸到英制才算是正常。至於馬來西亞,自立國以來,三權分立政制照行如儀。新加坡雖然一黨獨大,但國會選舉由政黨競爭執政英或西敏寺政治制度從來沒終止過。 

經濟方面的文化吸納,主要體現在市場經濟與私有產權兩大價值觀它們主導人的經濟行為。這方面的吸納工作新加坡最成功,而且也因此成功將新加坡打造成讓西方很受落的國際都會。在吸納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價值觀的同時,新加坡也成功注入了東方社會主義經濟價值觀讓其在國家企業盈利中來充實國庫,讓政府可以提供更全面的公共服務與有財政能力去紓緩貧困問題。這做法的目的是容許個人自由競爭的同時,也照顧到集體社會的整體利益。

社會方面的文化吸納,主要體現在公民社會的實踐。在英殖統治下、緬、馬、新三國族群分化的情況很嚴重,社會也因為種族對立而呈現不安甚至動亂。建國後,除緬甸仍沒法做出補救方法外,馬新兩國已吸納了英國公民社會的制度,凡在獨立前已定居下來的人都一律頒予“公民”身份,除了馬來西亞的原住民因經濟落後而賦予某些特權外,基本上不論其種族背景,都一律以公民對待,享有平等的公民權利。以同一的國家認同來消除彼此的種族歧異,這個社會吸納對社會整合有利。

(二)香港早已身陷中英文化衝突十字路口 

這裡說的政治文化是指個人的政治行為由政治價值觀所主導。 

香港在英國殖民地統治經歷一個半世紀多,英人將其自由主義的價值觀移植過來,這個價值觀的核心價值建基在個人享有自由競爭的權利,政府的基本責任是不受阻撓的維護個人自由權利,不論是來自他人或是國家的阻撓,一般被視為違反人權。因為這個價值觀胥視個人的自由權利,而且是自立於整體社會之外而獨立自主地運行,以個人為單位,因此也被稱為“個人主義”的政治價值觀。 
這個自由主義被實踐在香港也與英國殖民地統治脗合無悖,因為既然是個人可放任無束地自由競爭,在英國科學家達爾文所提出來的“進化論”渲染下,變成“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個人競爭佔了優勢,是天然的規律,要怨只能怨上天為什麼不賦予優越的競爭能力了?不能怨將你淘汰出局的他人。既然英國將香港佔為其殖民地,這個事實就是以顯示英國人的優越,在英帝國政權下的統治責任便是為英人提供機會自由放任去競爭。在此必須認識的一點是,英國本土奉行自由競爭的政治行為哲學,早已製造了許多優勝的資本家,他們挾著政治和資本優勢來到香港或其他殖民地,也本著自由競爭的法律保障,剛到埗便已佔了競爭的優勢。再加上殖民地政府有計劃地由英國輸出資本家與統治精英,本地港人想要擠進佔有競爭的優勝者便因處於後天的人為殖民地政治環境而長期處於弱勢。 

這種情況,發生在所有英國殖民地,香港毫無例外。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英國本土與其殖民地受到了嚴重挫傷,加上英國資產階級與勞動階級的矛盾已因戰亂而加速惡化,1947年以工人為主的勞工黨得能上台執政,讓勞動者有機會上台調整階級矛盾。英國的政治價值觀也因著個人主義自由放任橫行世界所創下的連番大禍(例如1929年的經濟大蕭條,殖民地獨立戰爭變成殺戮戰場),不得不作出變革,在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不同的政治價值觀作出取長補短的改革。英國在戰後將影響民生的重大企業如能源的煤礦企業等進行改革。各種牽涉,社會安全的福利計劃和醫療保健也陸續問世。 

英國在工業革命後首先冒出頭來的社會主義思想,之所以不發生共產主義革命,正是因為其社會主義已通過福利國的計劃而被吸納,也因此不如馬克思所預言的該國會是第一個共產革命的國家。 
既然看到了連英國本土的自由主義的價值觀也無法原封不動,香港應否處理和修正這個自由放任的個人主義及其行為,已是不言而喻,否則香港必會自陷於文化衝突的亂象。 

這種文化衝突和亂象,早在十九世紀中葉英國西化香港開始,便已不斷發生。如果翻查英國早期有關香港的官方檔案,便可發現英國政府不斷警戒香港殖民地官員要提醒西化了的住港華人在衣著方面不能太西化,否則進入內陸會惹來麻煩。當時內陸還盛行長衫留辮子,若以西服短髮在內地招搖過市,不但會惹來官非,連一般平民也會投以異類的眼光,不能接受。這是衣著裝扮的顯性文化,也最易引起觀感上的不認同,其他的例子更不勝枚舉,舉凡衣食住行都因為英殖民香港而引發中英雙方不快。 

英人看不慣,在港作出了這方面的文化改造。而中國人看不慣也作出了抗拒。一個明顯的例子是英人要和內地做貿易,廣州為了要隔絕英華與本地人參雜來往,劃了“十三行”的界限,只許英商及其華人買辦留在“十三行”的界內做貿易,不許越過雷池半步。當時清廷的官方說法是為英商的安全著想,其實這做法的深層考慮是儘量抗拒洋人的商業活動及其文化價值。中國的社會傳統長期都是“重農抑商”,壓抑商人及其商業活動是抗拒消費行為無限腐蝕人性善良恭儉,反之重農民及其農業是推崇勤勞節儉和自食其力。也正是因著這個傳統,清廷初遇英法等洋人知道他們志在經商後,堅拒不開放門戶,最後是在砲艦強硬打開中國門戶。而香港首先給英人攻佔,之後的百五十多年,香港在英殖民統治下,也不斷在文化價值觀及文化行為上潛移默化港人,儘量要使港人在文化行為與文化價值觀認同英人,從而方便他們統治香港。 

由清廷到民國而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內地和洋人有過將近兩個世紀通往的紀錄,其中有過“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大辯論,在顯性文化的衣食住行方面也隨之走向西化認同。可是在文化價值觀及其行為體現上,卻依然無法認同英美那套自由主義高調推崇個人主義至上的行為。中國可以認同社會主義,因為這個主義也不贊同個人主義視個人權利至上,而把社會共同利益拋諸腦後的做法。 

作為英國化了的香港,在中國文化人心目中也就因此變得格格不入。近代企圖復興中國文化及其價值觀的高級知識分子,大有撻伐香港,甚至有矢志不來港者,這種強烈反應正是兩種價值觀衝突的心理條件反射。 

儘管英國不再統治香港,但其文化價值觀仍通過港人承傳下去,中外文化的深層衝突依然繃得很緊。港英時代,有不少太強調個人民主和人權的政治訴求,港人不敢提的,現在不但提,而且還由高分貝的訴求而變成政治運動。明顯的例子是聯合國的人權案章,九七前英國本土接受,卻不讓港人享有,怕會引發政治敏感。九七後一些人立刻高舉人權與民主的大旗無孔不入,鞭撻功能組別選舉違反人權,甚麼議員可任意辭職任意再選可辭完再辭,不可立法限制,否則即是違反人權雲雲,諸如此類把人權無限上綱。又港英時代,執法往往會留有餘地,考慮到執法太嚴怕有人仍不適應,網開一面的事例,司空見慣。97主權回歸後,對政府的訴訟案例全面上升,襲警案不斷增加,司法覆核也告無日無之,司法人員包括大律師公會與法官公開高調論政之風也一發不可收拾,所有這些情況正反映了英國的“法律主義”(Legalism) 回歸後方興未艾。尤有甚者,司法界借捍衛司法獨立為名而自陷純法律主義,以自我法律完善至上到將中央釋法權視為越軌行為,漠視基本法賦予人大釋法的規定。這種亂象,歸根究底,文化衝突是其根源。

除了政治與法律引發的矛盾外,經濟方面也發生同樣的兩種價值觀互相衝突的情況。

上述提到自由主義是源自資產階級反封建政權壟斷國家資源而改行自由放任私有經濟的主張,當自由放任過度泛濫而引發連串的政治與社會失序後,一般反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就會應運而起,主張政府不能對經濟動態不聞不問,政府應在適當的時候作出適當的經濟調整。英國也因此將某些會影響民生的重大企業收為國營,同時也採行社會福利政策以紓緩貧富矛盾。

可是英國的改變並未在香港實行,政府要不要干預自由放任的經濟與市場運作?這些問題雖然偶有討論,但一旦把問題焦點集中在“公有”與“私有”兩種價值觀的對立面時,政府便會有所顧忌而不敢有什麼“公有”的措施,怕因此而破壞了香港的營商環境。在97主權轉移前後,中國實行開放政策,中港商貿關係不斷有利好發展,也因此為香港創富提供更大的財源。而自由放任的自由主義者更因此如虎添翼,港英政權臨下台前所啟動的社會福利計劃先天貧血(政府在自由經濟限制下缺乏資源),後港英時代仍然後天失調。加上有政黨不斷尋求開發城市貧窮者的選票而大事炒作“貧富”矛盾,受困於自由主義的特區政府無法像英國那樣啟動“公有”企業,又不敢動“私有”一根毫髮。這種困局在大陸社會主義主導下的經濟發展一日千里走向繁榮的局面下,傳統中國人的“大我”社會價值已和源自西方的社會主義匯流。香港與大陸人士交往不斷頻密已是勢不可擋,香港的自由放任主權能否置身事外不作任何調整?這是不容迴避的問題了。 

經濟、政治和法律的問題已如上述,接下來要討論的是社會層面的社會與個人兩個不同價值觀的矛盾。 

經過了一個半世紀多的自由主義的社會化行為塑造下,個人主義在某些港人中已是根深蒂固,中國傳統家庭制度在港也受到了嚴重侵蝕,對家庭倫理道德不再認受的情況可從各種現行的社會現象看到,例如老人被家庭棄養而在養老院渡過殘年的數字不斷上昇,離婚數字有增無減,傳統三到四代同堂共享家庭“天倫之樂”在港早已在某些人群中變成神話,甚至被視為扼殺個人發展的陷阱。可是太執著於個人事業追求而不顧夫妻孩子之間的倫常發揮,丈夫怨妻子不關愛,父母與子女關係疏離。家庭是社會安定與融洽的基石,也是中國傳統價值賴以維繫與發揚的支柱之一,社會認同傳承的根本之一。動搖家庭制度的根本會使個人主義的負面影響更加惡化。

家庭的社會價值觀如此受到個人主義的侵蝕,社區的社會價值也同樣受到忽視。在屋邨林立的香港社會,表面看來每個屋邨都是一個社區,但實際上只得一個社區的空殼,而建立不起一個社區的社會凝聚力,在高聳入雲的石屎大廈屋邨,動輒以上千上萬人居住其間,但同處在大廈電梯上彼此卻形同陌生人,通往交遊更是鳳毛麟角。這種情況乃因為太過個人主義,缺乏社區認同的結果,肇因在於缺少社區的社會活動中心去營造社區人際關係。這裡缺乏老人活動中心、青少年體運中心、婦女活動節目、兒童玩樂中心、成年活動中心等等。社區情誼沒法建立,社區認同也就無從做起,有的只是千千萬萬的個人行走於陌生人群間。這是社會的一個大問題。 

社團與個人主義也是兩種價值背道而馳。在香港社團註冊下,好幾千個社團中,最多的是傳統的族群社團,可是過度傾向個人主義價值觀的所謂公民社會卻公然揚棄傳統社團的社會價值,被歧視為有害公民社會發展而將其打成對立面。一個具體的矛盾現象便是強調個人權利至上的政黨和傳統社團格格不入,在選舉時彼此相斥已成為慣常現象。許多年青一輩也有流離族群社團的趨勢,這說明香港的現代化教育教導出來的青年有拒絕傳統文化的嚴重現象。 

(三)香港該如何解決身陷的文化矛盾? 

從其他地方的非殖化文化經驗作參考,上述已指出一般會有“排他性”與“吸納性”兩手抓的現象。“排他性”的工作主要是將容易引起對立的文化因素加以排除,即把英國文化含有排斥中國文化的東西加以排除,這當中必須要考慮的是中英文化都有好的東西和壞的東西,如果英國文化的壞東西要吃掉中國文化的好東西,便得將英國文化的壞東西搬走,把中國文化的好東西讓其繼續發揚光大。反之如果英國文化有好的東西,比中國的好,便應加以吸納,這便是“吸納性”應做的工作。這種文化接觸後的取捨工作,歷史常見,不足為怪,而且往往因為對己對彼“當取則取”、“當捨則捨”的態度而造就了一個文化更輝煌的地方。歷史上愛琴文化便是因為希臘和阿拉伯彼此取長補短而散發出文化光輝,中國的中原文化也是因為黃河流域的漢人和周邊民族的文化交流取捨而成就了中國文化的耀眼光芒。 

中國和英國開始接觸也代表了兩個大國的文化在香港進行了長達一個半世紀的交流。其中除了上述所見到的文化衝突彼此排斥的現象外,其實也產生不少文化吸納的現象。如果我們的文化工作者和政府能夠好好研究與整理出吸納這方面的成果,並進一步加以發揚,作為中西交匯後結成的優良文化果實,文化交流的香港也就能以好的東西向內地示範與傳播,那麼中國要崛起而又擔心自己文化太守舊而不能與世界接軌的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以下就以排斥與吸納的工作作出討論: 

第一,在排斥方面,經過長期的觀察所得,要不得的英國文化有些好東西早已是毒素一直在侵蝕著中國人的文化核心價值,其中港人家庭文化受到很大的侵蝕。 

英國的個人主義影響到港人對家庭的價值觀有了很大的變化。傳統中國人的家庭文化涵蓋面相當全面,舉凡生老病死一切事務都有一定的文化規範。談到生,孩子出世由育嬰到教育以至成長過程,都有完整的一套令到孩子在家庭受到全面照顧,長成後即使結婚有能力成家立業,對於父母也仍然有一套家庭行為規範,不能輕易冒犯,到了父母年邁,為人子女又有另一套奉養長輩使其安享天年的行為規範。此外家庭中的夫妻關係、兄弟姐妹關係、其他家庭近親或遠親關係,又存在著多方面互相守護的禮節倫常。這種家庭制度通過聯姻網絡不斷擴大,織構出一個宗族社會,家庭成員生活其中,受到家庭文化的浸潤,也就不難突顯一個人的家庭文化教養與其文化氣質,家為人人,人人為家,突顯人的價值和責任性。儒家的仁性其出發點由家族的認受性踏出第一步,所謂修身養性至齊家治國,一氣呵成,誰曰不宜?中國人的社會創造了世界四大文明之一,歷史悠久,中國人怎能自貶這個家庭文化? 

可是經過了一個半世紀的英國個人主義實踐,已然產生了大批英化了的港人,他們把家庭視為個人前途的陷阱,一旦跳不出家庭的桎梏,便要斷送掉個人前途。於是不屑花時間去長年累月教養孩子,很多家長只顧全情全天候照顧自己的工作或事業,賺錢賺取名譽地位排在首位工作。結果父母跟子女兩代人的關係疏離,孩子長大離家更是遠走高飛,各奔東西,甚至老死不相往來。這樣的個人主義下衍生出來的家不成家,夫妻離異習以為常,許多老年人被棄養而由政府出錢養在養老院,人數愈來愈多,單親孩子情況也不斷惡化。學生學習與品行素質大不如前,大有改善的空間,所有這些都是個人主義揚棄中國傳統家庭價值,所產生的重大後果。

補救之道如何,不妨看看外國的做法。美國曾通過國會立法作出各種有利家庭團聚的計劃;瑞典立法讓丈夫和太太同享分娩假期,以促進夫妻關係;新加坡也立法要孩子和父母同住,以幼子有優先權,與父母同住可得到房屋優待。香港可參考其他經驗,重要的是要想法做到防止家庭分崩離析,尤其是應訂立“親子計劃”,讓父母有更多時間和資源親近和照顧孩子,以促進兩代情。此外,訂立“養老計劃”也很迫切,可參考新加坡的做法,改善居住條件讓孩子和雙親有足夠家庭空間增進感情,同時也可用特惠減免所得稅為誘因,辦法可多樣化。 

說到吸納方面,個人主義對家庭可取之處包括對孩子的體罰有保留,完全碰不得也是問題,吸納點應採酌情辦法。只要做到有阻嚇作用,加上威嚇利用雙管齊下,平日多灌輸禮節知識,體罰問題也就化於無形矣! 

港人社區親和力有待重建 

中國人的社區(Community)傳統上有鄉村、小鎮,縣城。這類社區通過各種共同節慶、廟會、婚俗等活動把人與人的親和關係緊密拉在一起。但這種社區親和力卻不見於香港大小屋邨的社區,有關這點上述已談到,和個人主義極端化息息相關。 

補救的辦法,可建立更多的“社區活動中心”,通過這中心可展開針對各種年齡群如幼兒,青少年,成年,老年,婦女等來設計各種適合他們需要的節目,例如幼兒遊樂場,青少年運動場,成年體育館,老年消閒中心,婦女家計指導中心,等等。這方面的工作在以色列,新加坡做得很成功,不妨參考。 

此外,設立“居民委員會”也很有必要,現有的“屋邨辦事處”所負責的工作只限於管理停車場、商場、道路、花園、運動場、職員、大廈清潔等職責。這些職責可以“硬件”管理來概括,至於屋邨居民的“軟件”管理,卻全被忽視。有關居民的“軟件”事務可以涵蓋很廣,舉凡人際關係的活動可以包括很廣,例如節日同慶、週日郊遊、老年關愛節目、幼兒同歡節目、家教育兒講座。這當中每一個項目都可以辦得大辦得活,日子久了,“居民委員會”的聲望也就家傳戶曉,一旦成了社區的向心力所在,社區的凝聚力也就水到渠成。 

傳統社區生活在法治與現代管理方面較為缺乏,港英統治留下來的法治與屋邨設施的管理辦法,可加以吸納及完善。如此便會既有中國傳統人情匯聚,又有英國現代法治與現代的社區。 

公有與私有制應有適當的平衡 

在港英統治下,私有制在自由主義的自由放任競爭得到了無限的發展,個人主義也變成唯我獨尊。反之公有制完全抬不起頭。時至今日,香港仍然是所有產業都屬私人擁有,公家卻一無所有。 

同是英國殖民地,新加坡在1965年獨立以來,在扶植個人產業的同時也創立公有產業。原則上,凡是賺錢的企業,又是涉及民生利益的企業,政府多會創設公有企業,並在其中成立專門的“公共機構”(Statutory Board)專責管理,一個企業一個公共機構,其管理人員既有政府官員借調過去,也有專家加入,還有社會德高望重人士奉陪。時至今日,這樣創立下來的公有機構涵蓋面很廣,規模也很大,例如“房屋發展局”,不像香港把土地賣給發展商開發房屋賣給市民,造就了六大被港人稱為“地霸”的巨富發展商。新加坡的“房屋發展局”將地留給自己開發建屋,然後賣給市民,屋價政府可從中調節,錢賺到了歸公。此外“新加坡海港局”、“新加坡航空”、“新加坡地鐵”、新加坡機場、新加坡醫藥研發等,都是公家企業。由公共機構聘用的半公職人員總數,超過政府的公務員,可見公家企業之盛。 

也正是因為新加坡政府憑公企為國庫賺到天文數字的收入,政府不但有足夠的錢去造福民生,同時還有巨資成立國家的投資公司“淡馬錫”,在國內國外進行大規模投資,那裡有機會便往那裡發展,在中國著名的投資有“蘇州工業園”、東北地區農場(比新加坡大好幾倍)、四川藥業開發等。

反之,香港將上述賺錢的企業,悉數私營,即使偶然也有“公共機構”,但投資主要來自私企,“公共機構”只是奉陪監管而已,對政府收入沒好處,反而有時私企叫囂賺得不夠多,還要政府官津呢! 

這種過份的私有化,尚有很大的空間可供改善。改革之道,新港兩地人口很相似,也都是出身自英殖民地,不妨參考新加坡,或是其他歐洲國家,例如北歐的挪威、瑞典、芬蘭三個號稱社會主義俱樂部的國家。只有這樣才能平衡私有與公有的利益關係,也只有如此增加公有企業,香港才能突破政府收入的有限來源。 

至於吸納方面,私有制可以鼓勵私人努力求取事業成功與財富的誘因,這是徹底實行公有制所做不到的功效,香港這方面已很有基礎,即使介入公有制也不足以動搖其根本。 

法律規範與道德規範要平衡 

上述有討論到香港近年有走向法律至上的“純法律主義”傾向。這趨勢發展下去,不但不可能加強法治社會,反而會適得其反,凡事都要打官司,動輒採取法律行動。在現有司法制度下,不可能有足夠的司法資源(包括法官,司法行政,律師等等)去應付急速增長,如一些阻街等輕微案件也充斥法庭。這些很多其實都是政客可以插手攪局的議題。本來無牌小販在地方法庭可以一日處理好幾百宗,只因善良的老百姓抱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態度,直接了當認罪罰款是通例,一旦有政客以代行社會正義之名,代小販出庭打官司,好幾百人半天可結案的,便非要排期對簿公堂不可。再加上政治示威、公民抗命、政治譭謗也積勢待發,司法案件會排山倒海而來,這也正是凡事唯法律是問的後果。 

解決之道,唯有想法加強社會道德規範去平衡不斷高漲的“純法律主義”。可行辦法如下: 

第一,在學校教育工作下手,可以在課程上多安排有關社會道德的課文,例如著名文選導讀,有關道德文章講故事比賽等。在學生課外活動方面,多安排他們參與“公德心發揚”的活動,如過年過節參加關愛老人,到安老院訪問致送禮物。另,香港街道小巷單靠外判清潔工人打掃,沒法更好清潔市容,大可發動學生義工展開清潔運動。還有近年大型示威遊行不絕如縷,大可組織青年糾察隊,在遊行馬路上做維持秩序的義工。一來可加強他們的公共秩序的意識,二來可減少警民衝突的機率。 

第二,香港中產家庭假日的活動很有限,花在逛街購物或飲食消閒者為最。若能發動這類家庭大小假日到郊外植樹造林,既可填補每年被風災吹倒的樹木,又可為環保綠化作出貢獻,更可加強他們服務社會的公德心。 

總之,只要香港人的社會道德規範行為有所加強,“純法律主義”的行為便可相對減少。 

除了一面加強社會道德規範外,司法方面也應有改善的空間,例如在現有司法程序上,控辯雙方在正式對簿公堂前,可由司法行政人員對每宗案件作出諮詢時,建議他們循法律外途徑解決糾紛,也可加強“仲裁機制”,把案件轉介到仲裁庭去解決。最近推行的司法調解制度,無疑是向這方向邁進了一步。  

推行股東利益社會利益雙羸的企業文化 

在自由主義深刻影響下,香港的企業文化滿腦子在為企業股東謀取最大利潤。為求這目的,企業往往把有害環境生態的企業廢料轉嫁給社會去承擔,令到生態環境的水質、泥土和空氣不斷惡化而嚴重受污染。 

解決之道,除了立法和國際環保條例接軌外,同時也應加強企業人員的公共道德獎罰守則,每年對最佳環保企業與最差的企業發出獎狀與警告。另外,採用企業管理人員環保智識訓練班,也是辦法。 

總之,要將企業行為轉化為文化行為,重要的是講求他們養成環保的價值觀,並將觀念中實踐出來成為慣常行為。這種行為的創造文化工程,無論是水文化工程,土文化工程,以及空氣文化工程,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非常豐富。這種傳統文化工程一般採用“禮化”(Ritualization)方法。一部老子的<<道德經>>被道教實踐了二千多年,至今仍在中國人的社會方興未艾,單是台灣便有二萬多間道觀。今天港人深信的“風水學”也與道家學說有淵源。一般經過了“禮化”工程後,無論是水,土,或空氣,都變成了神聖不可侵犯的“禮”物,冒犯不得,冒犯了會有禍害上身。道家會同你說這教義,風水先生也會同你點化其中道理。 

今天西方科學被人信奉不疑,如果能用科學方法去印證中國傳統“禮化”行為的科學根據,要向我們的企業界灌輸環保的文化價值,也可事半功倍,何況他們中相信“風水”與土地神者,大有人在呢。 

打造香港文化城 

當英國佔有香港殖民地時,其目的只是想以香港為軍事和商業據點,向中國內陸擴展。多年下來,香港變成商業有餘文化欠奉的大都會,也正是因為缺乏文化建設被國際視為大缺失,英駐港領事便曾在年前評說香港要成為“紐倫港”,即香港要與紐約和倫敦鼎立成為世界三大金融中心,必須在文化這一塊迎頭趕上。確實也是如此,沒有多姿多采的文化,只有簡單的工餘消遣文化,肯定會叫來自世界各地的商業人士悶得發慌而裹足不前。 

其實要打造香港文化城並不難,以香港所處的周邊環境來說,都不乏文化資源可供香港取材,一般文化生活,不外乎吃的,觀賞的,玩樂的,見聞的等。

在吃的文化享受,以中國與周邊地區的豐富多元飲食文化,香港大可以打造一個東亞美食總匯,集中國,日本,韓國和東南亞各國著名美食於一地,大有噱頭。 

在表演觀賞文化方面,單是中國民間雜技表演,若能在港設立一個表演平台,讓全國各地雜技匯聚一地演出,其中絕技如林,大有看頭的,絕對是舉世無雙。 

玩樂文化享受,一個加拿大艾孟頓市還不過百萬人,可以打造出一個兩公里長的室內遊樂場,一個美國沙漠少人地帶的拉斯維加斯可以賭場主題發展成為世界重鎮。現有單靠海洋公園和迪斯尼樂園,沒有亞洲人的玩樂文化特點,香港仍未能成大器。若能集亞洲各古老文化大國的民間玩樂特創於一地,絕對可以大開眼界。如踢毽子、玩籐球、功夫擂台、鳥獸訓練比賽,眾多少數民族的耍樂文化,都可派上用場。 

見聞的文化展示也大有可為,不妨觀摩印尼雅加達的“小型印尼文化縮影”展示,將全國各民族的文化特點製成標本,讓人了解印尼多元民族文化的特色。深圳的“民族村”和“世界之窗”,都是好的範例。東亞文化深厚,有無限的見聞增識的文化特色可供發掘。

如能在這幾方面加以發展,再配合正在籌備中的“西九文化中心”,則香港文化城成矣! 

(四)結論 

綜上所述,香港在後殖民地時代,要從非殖化中去蕪存菁,把英國好的東西加以吸納,把不好的東西加以排斥。同時也把中國人自己好的文化發揚光大,不好的文化習慣加以揚棄。香港因為經歷過一個半世紀英國統治,留下了不少好的東西,這是其他中國省市所未有的難得經驗,也是香港好獨有優勢。如果能夠將中英文化各自的長處發揚光大,香港將成為中國文化亮點之最,也是世界之最。可惜回歸以來的十多年,文化打造一直未曾起步,單單要建一個西九文化中心的規劃工作也吵鬧了十年,更遑論大家要為香港的文化定位取得共識了。 

本文有見於政府和社會對文化發展策略仍舉棋不定,是以撰寫此文,藉以拋磚引玉。 

作者簡介:何鍾泰為註冊結構工程師。曾任臨時立法會議員,回歸後循功能界別(工程界)當選立法會議員至今;現為大舜政策研究中心主席。

 
Copyright © 2016 Dashun Found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