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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捐贈 首重教育
 
大舜政策研究中心智囊團成員、香港器官移植基金會主席 何繼良醫生
信報   |   2015-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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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捐贈 首重教育

 

少女勞美蘭未能等到善心人捐贈器官,最終病逝。雖然社會各界同感惋惜,卻令「器官捐贈」再次成為香港近期熱切討論的議題;而市民、政府及相關團體應趁此機會,深入探討和改善香港在器官捐贈方面的未來路向。

 

器官捐贈不是新事物,在香港已有多年歷史,然而發展一直非常緩慢,進度遠遠落後於西方先進國家。發展緩滯的原因屬多方面,也可以說是人人有責。

 

首先,極為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市民對器官捐贈的認知貧乏,以致對捐贈器官的重要認知不足。事實上,多年來政府也沒有投放足夠資源推行器官捐贈的公民教育,支持和參與的人也自然不多。

 

固有思想 一大障礙

為何需要器官捐贈?目前仍有很多疾病,尤其是器官衰竭,藥物不足以治療,器官移植是唯一的救命方法;若沒有人在身故後捐出器官,而家人又不適合捐贈,甚或無法進行活體移植,病人便失去最後的救治機會,美蘭的不幸便是例子。

 

另一方面,中國傳統思想中的「留全屍」,也是一個令市民卻步的常見原因。猶幸隨着時代轉變,近年已逐漸見到一些市民擺脫固有思想的束縛,同意讓自己或去世親人捐出器官。可是,「留全屍」仍是主流的價值觀,也是推動器官捐贈的一大障礙,往往因而錯過獲取器官的黃金時間,白白浪費可用來拯救他人生命的器官。

 

除了市民觀念急待改變之外,政策支援也有很大的改善空間。政府在器官捐贈方面的最大貢獻,是於2008年設立器官捐贈中央登記名冊,至今約有17萬名市民登記,數字上可看到登記的增長率並不理想,而每年實際的死後捐贈個案亦只有20至50宗,遠遠落後於其他國家每年數百宗捐贈的案例。

 

登記人數偏低與政策有關。目前這方面的工作很多是由民間團體自發推動,縱使積極推動的團體數目不少,但因缺乏統籌及協調,一直以來大多是比較個別的活動和呼籲,鬆散無章的效果只是短暫性,未能有效發揮更好的推動成效。其實,有很多方法能夠加快登記人數的速度,例如在更換成人身份證、駕駛執照或護照等證件申請表上,加上一項自願登記為器官捐贈者的選項,讓更多市民更方便參與器官捐贈的登記。

另一方面,香港的捐贈制度是否也須考慮改變呢?目前,全球各地採用的捐贈制度,大致可分為告知同意(Opt-in)、預先默認同意(Opt-out)和強制捐贈等。現時香港採用鼓勵方式及告知同意的Opt-in制度,市民可預先到衞生署的中央登記冊登記,表明同意死後捐出器官作移植之用,惟最後仍要視乎家人的意願才能作準;如果病者事前沒有登記,醫院的器官移植聯絡主任會作出鼓勵及勸導,促成家人同意把身故親人的器官捐出救人。

 

可惜,在香港勸捐和告知同意兩種方法均遠遠未能帶來足夠的可用器官,因此近期的其中一個討論重心,便在於應否改變這方面的政策,例如引入強制捐贈或默認同意的Opt-out制度。強制捐贈即透過立法規定所有人都要在死後捐出器官,當事人沒有選擇權,完全不理會個人的自由和意願,相信絕大部分嚮往自由的香港人也不會同意。

 

至於預先默認同意死後捐贈器官,則容許市民仍享有選擇權利,只要任何人身故前通知相關部門,提出不同意在身故後捐出器官的意願便可。若沒有預先通告,理論上相關部門可把身故病人的器官摘取作移植救人,而家人也不能反對。這個制度的好處是保有個人的選擇權和自由,而我相信香港是一個尊重市民的地方,即使他日真的推行預先默認Opt-out制度,如遇家人反對,有關當局也不會強制行使政策上的權利。況且現在新加坡也是採用Opt-out制度,也看不到有多大提升捐贈器官的數字。

 

專責機構 付之闕如

本港在推動器官捐贈的工作還有一個很大的缺陷,就是沒有一個機構或部門專責相關工作。好像外國,不少國家也設立器官移植組織(Organ procurement organization)專門處理器官捐贈事宜。

 

市民對器官損贈的接受程度,與教育、宣傳和政策有很大的關係,而這方面的工作需要大量人力物力支持,因此須設一個專門的組織或機構,全面推行器官捐贈的發展。以美國密歇根州(Michigan State)為例,當地人口約1000萬人,當中逾五成成年人登記成為捐贈者,並成功於2014年有253名居民死後捐出器官,比率遠高於香港同期的36宗個案。當地的成功正好在於非常注重教育和推廣。反觀香港,40多家公立醫院僅有9名器官移植聯絡主任,人手十分不足,單是應付日常工作量已吃不消,遑論要他們去統籌或推廣器官捐贈的發展。

 

器官捐贈涵蓋多方面,現在正是一個最合適不過的時機進行討論,例如政府應否重整資源及建立一個法定機構,全面推動器官捐贈,甚至在政策層面上進行徹底的調整。

多年來見過不少病人因等不到適合的器官適時捐贈而病逝,筆者真心希望社會及政府能夠正視問題,採取措施解決。在筆者看來,教育是眾多方面最重要的一環,比立法更重要,透過教育和宣傳,令公眾了解器官捐贈的需要和重要性,如能加上政策的配合,方能令捐贈器官成為主流文化,好讓更多的美蘭能夠「再活一次」。

 

大舜政策研究中心智囊團成員、香港器官移植基金主席 何繼良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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